宣教士与中国4-Yan

注：本笔记摘抄自杨东川牧师讲课内容

附录三、如何帮助中国才好？(How Best to Help China?)－－比较两位到中国很不同的宣教巨人

作者：温德博士：Dr. Ralph D. Winter（1924-2009）

编译：《恩福杂志》编辑室

《宣教前线》杂志（Mission Frontiers）主编温德博士（Dr. Ralph D. Winter ），2008年11月发表一篇短文，比较两位来华宣教士：戴德生和李提摩太。他的资料大部分取自基督教宣教史学家来德理（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这些寻找家国的人》（These Sought a Country）。

这两位十九世纪中国疆场上的宣教巨人，都有广传福音的心志，穿上中装，深入人群，恒久忍耐，不畏异象路上的重重阻挠，坚持执著呼召，寸步不让。但两人的宣教路线南辕北辙。而他们对中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无法评断孰轻孰重。

心系普罗大众的戴德生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最初赶往中国，是因当时太平天国兴起，无数的人自称为“基督徒”，然而却未脱离异教行径，他希望能帮助这些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起初他加入福汉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这个差会的创办人是极富创意的宣教先驱郭实猎（Karl Gutzlaff, 1803-1851），他曾登高一呼，召聚许多宣教士把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也开启了宣教士穿著中装的先例。福汉会的理想，是用中国人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可惜受到假冒者的欺骗而致失败。

因此，戴德生最初在中国的事工万般艰辛，且前途茫茫。不过他却得到了一位贤妻玛丽亚，她已故的父母都是宣教士。婚后不久，他带著憔悴的身心回英国休养。健康稍微恢复，他便开创了自己的差会──中国内地会（现称“海外基督使团”），带领一批宣教士重返中国。不幸，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他四个子女中三个先后夭折，爱妻也因病亡故。

即使在这样的情景之下，他依然马不停蹄地补充兵员，差派他们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内地会招募的人数总是众差会之冠。他们最看重的，不是宣教士的资质，乃是品格的正直与灵命的兴旺。

戴德生早期的策略仅重布道。因他深受前千禧年派理念的影响，认为世界只会日益败坏，直到主再来。既然看不到世界有任何盼望，力图改造毫无意义，所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抢救灵魂。

戴氏依据这样的逻辑，推动普罗大众路线：如果一千位宣教士，每位每天向50个中国人传福音，连续一千天之后，福音就传遍了整个中国（其实只能接触到五千万人，而当时的中国人口是四亿。）

戴氏早期不准同工设立教堂，如此才能催促同工整天在外，不停地传扬福音。他也较少做培训工作。来德理如此形容戴氏的做法：

「宣教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尽量传给中国人，愈多愈好。重点在实现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的大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相对而言，他不那么重视马太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并不强调信徒团体的成长成熟，更不会考虑整个中国的改变与更新。（76页）

得著精英改变中国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同样怀著向中国人传福音的炽热，亦深信个人必须蒙恩得救，向基督献身。内地会成立的第三年，他曾经申请加入，但是戴氏原则上主张宣教士受自己教会的差派，因此鼓励他加入大英浸信差会（Baptist Mission Society）。

当时的中国充满各种挑战，李提摩太深深感觉到，一个宣教士的天职，乃是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彰显神的荣耀，因此面对中国缠足、文盲等种种文化劣象，他觉得需要大事改革，也需要在全国普及教育。

李氏至终走上精英路线，他认为必须与地方乡绅、朝廷命官合作互动，力倡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不幸的是，他改采取的这条截然不同的路线，使得戴氏对他相当不满。在一些双方事工重叠的地区，戴氏甚至不准他的同工和李提摩太合作。李氏坚信，西方人已拥有瞭解大自然的恩赐，而中国人在这方面还一无所知；倘若能发展机械和科学，中国的贫困问题便能迎刃而解。这种看法很快就赢得中国高层人士的信任，进而影响全国。他不惜倾囊购买科学仪器和书本，还亲身讲授科学，并且编撰科学课本。　

最后，连他自己所属的大英浸信差会都认为他做得太过份。于是他就脱离该差会，而加入与他理念较相投的圣公会差会（Anglican Society）。他和戴德生一样，都是以全中国为念；后来经由他的建议，组成了全球性的机构来帮助中国。他（李提摩太）坚信，基督信仰的呈现，应该是“神国度的彰显，不单单在每个人的心中，更要在全地所有的制度中，使人全然得救，包括身体和灵魂，今生与来世。……倘若轻看在物质、学识、社会以及政治等方面的努力，称之为属世而非属神，那就是对神最可耻的背叛。”（89页）

“……不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向不懂思想的群众传道，或者去向那些自私自利的官员传道，……应当竭力把时间用在虔诚人身上，就是那些配得的人，……他们生来就是神的使者，……千万人必会追随他们，就像蜂群会追随女王蜂一样。……”他也坚信，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办法来取得儒、释、道人士对基督教的同情，并且愿意合作。……他更坚信，神已经在这些宗教里面动工，只要指明他们和基督教的相同之处，就能建立互动，得著他们门下的人归信基督。（89、90页）

尽管他对宣教士的职责有恢宏的远见，但他亦从来不因此而小看传福音和植堂的重要性。

李提摩太在离开山东之前，得知青州府的一间教会有七百名信众，还有二千多位慕道友，府外的基督徒也有数百。这样的成果可以追溯自他当年在该城两年左右的辛勤工作，所以他心中甚感满足。能有这样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他培训了很多中国同工。他的方式带给一位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很大的启发。（93、94页）

后来倪维思发展出“倪氏模式”（Nevius Method，亦称自立、自传、自养的“三自模式”）。据称今日韩国教会所以能有惊人的成长，这个模式的贡献不小。（93、94页）

与此同时，李提摩太也关注诸多中国的问题。

眼前的饑荒、广大百姓长久的贫穷、在地上建立神国度的异象，催使他承担起向中国高官和知识分子介绍西方科学的重任。他认为，在“探讨神在自然界的作为”以及“把大自然的法则用来服务人群”这两方面，西方文明远远优于中国。他深信，如果能够说服知识分子和高官，“他们可以运用神在自然界的力量来造福百姓”， 就能够游说他们“兴建铁路、开采矿产，避免周而复始的饑荒，拯救百姓脱离贫困。”（95、96页）

同时，他不认为自己到宣教工场之前所受的教育已经足够。

为了事工的扩展，李氏在个人的费用上克勤克俭，并且把从亲人那里继承的一笔财产，作为购买书籍和科学仪器的专款。他甚至去研究飞行的可能性，认为如果兴建铁路耗时太久，飞行或许可以解决运输问题──这比莱特兄弟整整早了一个世代！有了书本和仪器，李氏便向朝廷高官和精英分子讲课，传授天文、化学、机械、蒸汽的应用（特别用于铁路和船舶）、电力、摄影、医学和外科手术等。这些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实属新颖，令我们不得不感佩李氏为了开拓所作的牺牲。

他关注虔诚人（使徒行传10: 2），特别是精英份子。

透过这些做法，李氏不仅将西方科学引进中国，也使得中国极具有影响力的高官与宣教士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其中，李提摩太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别具价值。几年之后，张之洞因著引入西方科学和教育，而成为中国“革新派”的领导人物。（96页）

他这种长伸双臂的作法，并非为人人称许。新一代的宣教士中，不少人反对他的路线。

差会中年轻一代的宣教士来到山西，他们认为李氏的神学有偏差，对中国其它宗教的处理方法不正确。他只是指出这些宗教里有哪些与基督教相合，并指出基督教更为超越，但他们嫌他包容度太大。他们盼望他能修改路线，顺服整体的指导原则。但李氏实在感到他无法照办。何况他确信，他到中国比他们都早得多，经验更丰富，在宣教路线上自然比他们更有智慧。（99页）

对他而言，避开冲突似乎是最佳途径。

李氏体认到，他的宣教生涯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他很想为大英浸信差会的未来奠定一个新的计划。虽然他拒绝到政府工作，但却认为，身为宣教士，他应该关怀全中国人的福祉，包括身体与才智，道德和灵魂。他曾向中国的高官建言，倡议兴建铁路、开采矿产、设立纺织厂。他曾建议中国差派人员赴国外，观摩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研究各地的宗教实况，然后回国稟报所考察的工商企业、交通运输等等。他亦建议在北京设立一个部门，把这些见闻向全国公布。回到英国，他向大英浸信差会提出建议，与其它差会携手合作，在各省省会设立高等基督教大学，课程包含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信仰。如此一来，中国未来的领袖就可以接受基督信仰，并且献身带领百姓，运用西方的知识和工具造福这块土地，建立神的国度。（98页）

虽然大英浸信差会以“财源短缺”为由，没有支持他的建议，但李氏并未灰心。他退出服事长达二十寒暑的差会后，依然继续推动各种影响深远的理念，执著了二十五年。来得理总结如下：

成百上千的人体认了福音的改变大能；而倘若不是因为李提摩太，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碰到福音。

李提摩太当日把差会的棒子交给与他理念不同的年青一代宣教士，然后自己继续向前行。我们不禁揣测，倘若当时反对的声浪不如此之强，大家能一起合作，又会成就什么样的局面？

结语：两条路线依然并存

李提摩太辞世之后，整个世局看似日趋恶化，悲观的论调又占上风。第一次世界大战更让人气馁。李氏没有见到世界经济大萧条（1930-40），亦没有见到二次大战的惨况；而因著这些历史的悲剧，保守派的路线日后成为大势所趋。不过，来德里认为，虽然戴、李两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但其贡献都不可磨灭：

这两位巨人各自代表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盛行的两条路线；而直到今日，这两条路线依然并存。（90页）

十、临危授命－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出生于中国杭州，逝世于美国华盛顿。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中华民国迁往台湾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的父亲约翰·雷登于1868年只身一人来杭州传教。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登-悉尼学院求学期间，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立志于传教，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张学良将军曾为此大学捐款。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侖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8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教职员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到离开中国。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

美国驻华大使

1946年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任期恰好是整个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1949年），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作为一名外交界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但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认可，反而夹在其中，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变成三面都不是人。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会晤，提出政府决定恢复和谈四点方案；蒋请司徒雷登与在南京之中共代表接触，以探知中共方面态度。1947年6月18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南京政府官员对中共威胁时存戒心，遍布失败情绪，自由与粮食为人民怨忿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于中国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6月19日，蒋接见司徒雷登询问美国对华政策。7月6日，司徒雷登以国务卿马歇尔函转蒋，称对中国情形深为「关怀」与「忧虑」，但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在中国人自身，美国仅能在援助实际有效时，作一援助；司徒雷登并再劝蒋彻底全面改革。7月15日，蒋会见司徒雷登，表示欢迎魏德迈使华，承认中国人民对政府不满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

离开中国大陆

1949年7月11日，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请美国国务院批准他7月18日离开南京返美，8月5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与美国无关。司徒雷登不知道国务院的态度，在回国途经沖绳岛时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与其保持商务关系。美国国务院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对司徒雷登下达「禁言令」，不准他再擅自发表任何言论。8月8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中借他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极尽讽刺。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使司徒雷登在中国暴得大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949年后在大陆长大的人中，普遍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他被长期当作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1952年11月28日，他终于正式辞去大使职务。

晚年及移葬中国

他回到美国后备受麦卡锡主义者骚扰。1949年12月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的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够将其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并就此立下遗嘱。然此回葬燕园遗愿一度受阻，傅泾波的哲嗣，美国陆军军法总监傅履仁将军后来为完成先人的心愿，努力斡旋让司徒雷登骨灰改葬其出生地杭州。杭州当局积极回应，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人民币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并在其基础上复建。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正式移葬杭州半山安贤园，让一代「白皮黄骨」的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认祖归宗」，入土为安，为「司徒雷登，魂兮归来」，画下句点。

身后评价（见附录三）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一整段谈司徒雷登，这段话如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作家冰心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曾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著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作为蒋宋美龄亲信及蒋介石麾下得力干员之一的黄仁霖，曾担任过励志社工作的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传记文学的回忆录中评论道：“司徒雷登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和教育家。他实际上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创办人，曾经出过一番力，因此他被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推重。但他的政治见识和经验。却很有限而且非常幼稚。”

著作

司徒雷登作为一名宣教士，兼教育家和外交家；即使最后一个身份，他交了白卷；前两个身份他却当之无愧。在华五十年几乎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他的著作不多，《司徒雷登日记》和《在华五十年》只能使他不堪回首话当年；而早期在金陵神学院所著的《新约希汉英辞典》至今仍然实用，兹将他的《自序》滕录于下，以飨读者，在此亦可窥见他的汉学功力：

自序

自基督教输入中国以来，关于圣道之书籍，著作纷繁；独新约原文，则阙如也。余于数年前，曾应神学诸生之请，教授新约希腊文，先编原文必读课本一册，循序教授，冀使诸生得窥门径；然有课本而无字典，遇有疑难之字，末由探悉其原意；则所编辑之课本，乌能得其益乎？故不辞辛苦，复编译字典，为所著成之课本，间有名词不当，文法不善者，试用数年，以不便学者之脑想，遂缓作字典，从速删改课本，迨课本告成，始又从事于字典；又兼希腊文铅版，中国罕有，必购自美国；而能排印此种希腊文字者，仅有一人；因是迁延岁月，迟至七八年之久，始告成焉。时日虽迟，而在此时间幸得考古家所编辑最新之书籍，论及 Κοινή 普通文字之纸件，期间所载之事蹟，有与书中之字相关者，即引用之，加以註释；藉以发挥字义，愈有意味，此则余所喜出望外者也。（Κοινή 系当时在罗马帝国等地所通行不文之纸件看凡例便知）凡考古家所已得之事蹟，靡不捜罗，必使所解释之字义，新而且确，合乎查经及传道之作用。

有莫尔敦者，英人也，学识优深，才能卓著，尤善希腊文，曾按考古家所征得之事实与新意，循希腊字母先后编辑成书，前四字母作成，付诸手民，未几，行于世，余偶得之，如获珍宝，颇得其资助之益。不期莫君由印度回英，正在欧战之时，舟行至大西洋中，突为德之潜水艇击沉，遂遇害。莫君之噩耗传来，不禁拍案一叹，惜其著书之志愿未毕，而余又失一臂之助力。推其原因，无非受欧战之影响，思之得不令人痛恨乎？

今者字典幸已告成矣，凡习读希腊文者，所最注重者有二端：一、凡例所解释之各条，勿惮烦劳，详细查阅，遵行其言，自易获益。二、习读希腊文之时，宜将希腊文置于脑中，直接领会，勿记忆所译汉文之字句，自能明悉其原意，否则不能得原文之精神。夫天下各国之文字，最枘凿不相入者；莫过于东方之华文，与西方之希文。在华人学习希腊文，固戛乎其难，读之不易。要知希腊文，虽与华文迥异，亦能促进国家之文化，开通人民之智识。盖愈觉其难，而国家文化，人民智识，进步愈速也。况中国古时所用之文字，根于希腊文者有之；如主历前九十一年，汉司马迁有言曰：葡萄与良马，有自亚喇伯输入中国者。葡萄二字，即希腊文 βότρυς 之译音。俗所言箩蔔一物，亦系希腊文 ῥάφη 之译音。又如西瓜之名称，按日本文人之解说，西瓜二字，系由希腊文 σικύα 译出。至最显著而与希腊文有关系者，即唐宋时代之诸儒，所发明关乎灵德之伦理，及当时文化之发达，若非得力于希腊文与景敎之感化，曷克臻此？

是书本与都君立华同力合作，后都君以立志学道，回美肄业神学；旋又往法国战地，躬亲服役华工之义务，致不获始终同任编纂之职。书中之体裁，若何布置。咸赖诚君静怡指示；又有郭君琼瑶，曁本校各生编译校对，而汉文则赖陶君仲良始终襄助。集众力以成斯书，心深感焉！虽然，人力固不可缺乏，而财政尤贵乎充足，是书之刷印费，所需甚钜；苟财政困难，无米之炊，巧妇难为。幸承本国神学母校之资助，担任刷印欵项。兴言及此，辄追想昔年所肄业之神学母校，竟获其若大之助力，俾是书印成，以餍学者殷殷考求原文之心。欣甚感甚！

附录三、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傅国涌

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曾经在中国家喻户晓。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五十年的国土。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十四年时光。

快六十年了，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又改变不了一切。司徒雷登这个名字连同他创造的事业，仍在历史的深处。我们这才可以理解此次的下葬之举，以及由此在新闻界引起的反应，连日来我本人就接到了不少记者的有关电话。

司徒雷登曾说自己是「中国人多于美国人」，决不是一句嘴上的空话，他用行动一次次证明过对中国的挚爱。一九二六年，就在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夕，因为停泊在天津大沽口的日本军舰拒绝中国军队检查，引起交火，包括美国驻华公使在内的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和十八位在华的传教士、教授联名写信给美国公使麦克默理，认为中国军队并非故意袭击外国军舰，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只会激发中国的排外情绪，美国参与这样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只会损害中美关系。他甚至亲临美国使馆抗议，当面指责并告诫美国公使。当时几乎所有北京的英文报纸都站在了另一边，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办燕京大学也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在这所大学，他把中国化和世界化奇妙地结合起来了，「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成为他们生命的动力。他一生的事业主要也是通过这所大学体现出来，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他在燕大的成就要远超过美国驻华大使这个职位。燕大在大地上的消失，并不意味著它的死亡，它永存在历史温暖而感伤的记忆中。

难怪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要深情地赞美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这段话在收入中学课本时恰好被删节了，所以并不广为人知。

此刻，当司徒雷登魂兮归来，我感到，比他的教育家、宗教家身份以及作为中美友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一个具有人类情怀的人，一个终生信仰并追求自由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强烈地认为，人身自由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一条，我们所追求的绝大部份利益——即便不是全部的——就毫无意义。……与人们一起同具一种信仰，坚持自由是一切人的权利，相信一切人可以通过自由而得到发展，这个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就很好地显示了他的精神追求，其中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做到了什么，他明确地说，「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是绝对分不开的。」他为自己能把一生献给这一事业而骄傲。直到晚年晃蕩在他脑际的还是燕大校园裏的柳丝，他留下的遗愿，就是希望有一天把他的骨灰葬在燕园未名湖畔，与他的妻子一起。因二十世纪后半叶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这个遗愿一直未了。

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最终能魂归杭州也许是一种小小的安慰，虽然与他的遗愿并不吻合。此外，他父母、弟弟的墓都在杭州西湖边的九里松，而他被葬在杭州北郊工业区附近的一处公墓，也不是没有遗憾。

历史的有些页码翻过去就翻过去了，有些页码却是永远翻不过去的，他无疑是属于后一种页码的，历史的深处自有他的位置。同时，他也不是属于某一个国度的，他属于世界。从这两层意义来看，在地理上，他的骨灰安葬在哪裏，美国还是中国，杭州还是北京，西湖还是半山，真的一点也不重要了。作为中国人，我只知道内心对他怀抱深深的敬意。

后记

有清之末季，中国饱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剥削侵凌，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带来了战争、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宣教士乘其母国的「船坚炮利」的顺风车余威而来，一直以来被人误会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其中一个罪状就是为其母国搜集情报。因为只有宣教士才能任劳任怨地长久住在异域裏与当地人民打交道，入乡问俗，了解当地文化，他们所做的田野调查及年度报告，往往成为西方侵略者从事军事和经济扩张的主要参考资料。比如李文斯顿在非洲所搜集的资料，原本是为了开拓福音的新据点；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上下两巨册，更是英国政府瞭解中国的必读之书。当然，绝大部分的宣教士的作品，并非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当局如何使用这些资料，他们的文责不必「自负」；但是，事实上也的确有像郭士力这样「亦正亦邪」的人物，刻意为政治服务，积极与政府配合，由于他们认为如此做法可以得到双赢的利益，故而欣然应命，乐观其成。一心以奉行大使命为职志的内地会，也不能免俗地「为英国侵略者提供情报，为英国商人对内地的经济掠夺出力」。如此使得整个问题变得混沌不清。

李文斯顿既是宣教士又是英国派驻非洲的领事，司徒雷登既是宣教士又是美国驻华大使。这种情况在过去十九、二十世纪里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他们跋山涉水，远渡重洋，在异域捷足先登，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一旦国家有事，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府移樽就教的对象；在两国交战之时，责无旁贷地担任翻译和嚮导的工作；战后签订合约之时，又成为两造之间的桥樑和翻译官；正式的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宣教士和他们来华生长的子女，名正言顺地成为驻华使节的首选，如马礼逊和马儒汉；伯驾医生在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而美国末代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既是宣教士的儿子，本身又是宣教士，更是大名鼎鼎的燕京大学的校长。

宣教士如此身兼数职，不务正业，心有旁骛，用力不专，为日后的工作及工场带来极大的困扰。对国人而言，尤其无法接受早期宣教士的【角色混淆】；他们如何能理解一个不久以前才在广州悬壶济世，宣扬爱人如己的福音之伯驾医生，不久以后便力主美国出兵占领长江流域，以扩充美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呢？即使当事人自忖问心无愧，相辅相成，军事力量有助于宣教事业，但对遭难的国人情何以堪？难怪他们至终把宣教士和侵略者视为一丘之貉。二战以后，民族主义兴起，遂有【别了，司徒雷登】的呼声，此起彼落，不绝于耳。如今时过境迁，尚有曾经当过宣教士的洪博培（Jon Huntsman, 1960–），凭仗其对中国文化及语言的造诣，作为进身之阶，成为新世纪的驻华大使（2009-2011），二度刘郎，天台重返，历史循环，出人意表，令人感慨不已！（完）

主后2020年3月底于加州疫情蔓延时被禁足在家中

补遗 不让鬚眉–赛珍珠（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 Buck，1893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

赛珍珠是世界闻名的女作家，她也是来华的宣教士，但她不是外交家，那年代也不可能有女外交官出使中国，充其量是妻以夫贵的外交官夫人，或公使夫人；但她另辟蹊径，用她的文笔写作中国的题材，关心中国的民瘼和国情，1932年荣获普立兹小说奖，且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的第一位女性作家，也是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共发表作品一百多部。她的前半生在中国度过，后半生回到美国生活，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一生不遗余力地为中国人民发声，尼克森总统称她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樑】。

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原名为“John Lossing Buck, 1890-1962”，赛珍珠婚后从夫姓，改名为“Pearl Buck”。自从她的中国小说出版以后，她的中文名字便称为【赛珍珠】，赛是她的父姓，为Sydenstricker的简译，故其全名为赛珍珠。有些人常把赛珍珠和赛金花混淆在一起，以为她们是一对姊妹花，其实这是【张飞纽约战岳飞】，风马牛不相及。赛金花是一名妓女，，原名傅彩云，江苏盐城人；1900年因在北京石头胡同为妓，曾与八国联军一些军官有染而豔名大噪，1936年在北京去世，与赛珍珠丝毫没有关系。曾朴的小说《孽海花》有关她的故事纯属虚构，是一部清末的讽世小说，不是历史事实。

1880年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赛兆祥携新婚妻子卡罗琳来华，卡罗琳在中国共生了生了二女一男，都死于当时无法防治的「热病」，于是在怀孕第四个的时候，被送回美国休养。1892年6月26日，赛珍珠出生在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希尔斯伯勒市（Hillsboro），起名为安慰（Comfort）。到中国以后，改名为珍珠（Pearl）。父母亲在她出生3个月时一同来到中国江苏清江浦（今淮安市主城区），后来搬到镇江，住在润州山长老会润州中学的平房里；在那里长大成人，她是先学会汉语和习惯中国风俗（特别受益于其老师「孔先生」）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值得一提的是，从幼年起，她就在父母鼓励下开始写作。她在6岁时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登载于肯州路易斯威尔城的《基督教观察报》。

1910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到美国维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 College）学习。于1914年获得了学位之后，她又回到中国，并且在1917年嫁绐了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随后他们举家移居到安徽北部的宿郡（今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后来闻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在1921年底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到南京，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21年，他们有了女儿凯罗（Carol），1925年，她收养了贾尼斯（Janice，后改姓Walsh），之后又接著收养了8个孩子。1926年，她小别中国，到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攻读艺术硕士学位。旋即回到中国南京。

1930年，赛珍珠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东风：西风》，从而开始了她的写作事业。1931年，其著名小说《大地》问世，被后人认为是她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农民王龙的生活故事使她于1932年获得了普立兹奖。她的事业从此蒸蒸日上，并于1935年获得了威廉·迪恩·豪威尔勋章。然而，1934年中国政局陷入了混乱，赛珍珠被迫离开中国。她回到了美国，这时她的丈夫向她提出了离婚，她同意了。之后又嫁给了纽约出版商庄台公司（John Day Co.）的总裁理察·J·华尔士，并且又收养了六个孩子。在完成了描写其父母的作品《流亡》和《搏斗的天使》之后，她于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

在她的一生中，赛珍珠创作了超过100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她作品的题材包括小说，短篇故事，剧本和儿童故事。她的作品和生活有著紧密的联系。她试图向她的读者证明：只要愿意接受，人类是存在著广泛的共同性的。她的作品主题包涵了女性、情感、亚洲、移民、领养和人生际遇。1973年3月6日，赛珍珠这位「中国人女儿」传教士，在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 Vermont）安息了，结束了她用笔耕奋斗的一生，葬于宾州普凯西（Perkasie, Pennsylvania）的绿山农场。

与中国的关系

赛珍珠生前曾经多次出入中国教书，并对当地民风和各大事件留下深厚的感情，也因此将之融入到了往后的许多作品当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奔走。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

她出生在基督传教士家庭，自己又是教育传教士，但却反对口头布道。在中国、美国许多地方，她公开声称她极为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布道」，说传教士布道只会「扼杀思想，蛊惑人心，在中国教会里制造出一批伪君子」。她说：「以我的出生和我的祖先来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以我的宗教信仰来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以我多年在中国的生活，我的同情和感受，我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向你们说出许多中国人曾经对我说的话…」她的话招致许多差会同工的批评，最后终于自动请辞了事，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赛珍珠有许多中国好友，包括徐志摩、林语堂、胡适等人。赛珍珠邀请林语堂在美国发表作品，后来林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一炮而红。林语堂因发明中文打字机破产，曾向赛珍珠借贷未果，两人在美国打起出版官司，最后形同陌路。1954年10月，林语堂出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前夕，曾打电报向赛珍珠报告，赛珍珠没回电报。林语堂说一句话：「我算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她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拒绝参加她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仪式。她曾经同情中共，赞许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共，是「完全为老百姓的事业著想」。由于她同情中国革命，在二战结束后，赛珍珠因「亲共」而上了中央情报局的黑名单，被怀疑是共产党徒，黑档案长达300页。

由于她对中共部分做法的批评立场，中国改帜之后，她的作品在中国大陆长期被打压，大陆文化界攻击她是「美国反动文人」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两个月后，赛珍珠也向新闻媒体宣布自己即将访华，但随后因为江青（当年她同王莹争演《赛金花》的主角失败，迁怒赛珍珠对王莹捧场）的阻拦，遭到中共政府拒绝。

在中国江西九江庐山、江苏镇江、安徽宿州、南京大学，至今保存著当年赛珍珠生活过的故居。1990年代晚期，中美两国展开了一系列围绕赛珍珠的文化交流。2001年罗燕改编赛珍珠小说《群芳庭》并自己担任女主角，由好莱坞环球电影公司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庭院里的女人》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