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与中国3-Yan

注：本笔记摘抄自杨东川牧师讲课内容

附录二、华盛顿纪念碑

华盛顿城是美国的国都，为纪念国父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而定名。在华盛顿京城里有一座华盛顿纪念碑，全用白色大理石建筑。自1848年开始兴工，至1884年方始完成，历时有三十六年之久，为华盛顿城著名旅游的景点。尖塔耸峙，有555英呎之高，可谓华盛顿城的地标。该碑为纪念华盛顿的伟蹟，搜集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国所赠送的铸文、石刻壁砌在塔内，而在第十层有一长方形中文石碑，刻有清朝福建巡抚徐继畲的赞语。碑文如下：

　　「钦命福建巡抚部院大中丞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曰：按，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余尝见画像，气貌雄毅绝伦。鸣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三候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耶稣教信辈立石
咸丰三年六月初七日，合众国传教士识（见下图）」

　　碑文所写是于1853年，由「合众国」（美国）在宁波的耶稣教信徒立石；文字则由美国西教士所撰写。按其时中国只开放五口通商。宁波是其中一个港口，1843年有浸信会玛高温医生（Dr. D. J. Macgowan）；1844年有长老会麦嘉缔医生（Dr. D. B. McCartee）；1845年有长老会理华牧师（Rev. W. M. Lowrie）；1850年有长老会丁韪良牧师（Rev. W. A. P. Martin）等美国宣教士先后到宁波传道（按1844-1850年间已有十六位美国长老会教士到宁波）。1853年所撰碑文，以玛高温医生、麦嘉缔医生、丁韪良牧师为最力，显然对徐继畲所撰写的《瀛环志略》有所认识。

八 毁誉参半－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

丁韪良，威廉·亚历山大·巴尔森·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汉名丁韪良，字冠西，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85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在宁波传教10年。他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

丁韪良是19世纪实验以拉丁字母拼写中国方言的开拓者之一。1850年，他来宁波之后，通过半年时间学会宁波话，然后为其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这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贡献。后来，丁韪良的同事与好友，美国北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蓝亨利（Henry Van Vleck Rankin），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这是最早的宁波话罗马字拼音教学文献。丁韪良将罗马拼音用于註释宁波方言，为汉语拼音教学提供了参考，对近现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翻译《万国公法》（国际法）

1863年移居北京后，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万国公法》的出版和传播，帮助了当时的清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如当时中国外交官员曾运用《万国公法》中阐述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纠纷，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第一次使用国际法使一件原本可能成为严重事件的外交纠纷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乃至清廷相信西方国际法知识对清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外交活动是有利的。当然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也受到了某些外国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就可能使其利用它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节的法律斗争，甚至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各种麻烦。在《万国公法》一书中，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万国公法、性法（自然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瞭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后来，汉译《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不但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阪本龙马提出了所谓「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他也的确曾运用《万国公法》上的法条与规则，打赢了一场官司。

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本土化做出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授二品顶戴。但一直以来，丁韪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却被有心人刻意抹去了。

经历义和团运动

1900年，73岁的丁韪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因此非常厌恶义和拳民，严厉地批评他们是野蛮的人，并站在法治的角度要求对义和拳民进行严惩，才能与他们的砍杀劫奸的行为相称。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丁韪良倡议放逐慈禧，并提议将海南作为对美国的赔偿，故此他在义和团运动后渐渐地不再受清廷的信任。1901年9月20日，因时局已稳，校长丁韪良奏请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恢复京师大学堂。然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后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北大历史学者郭卫东认为“经费紧张”只是藉口。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身后评价

丁韪良被指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出去抢劫，但这只是某些人恶意的中伤。出身安息日会的大陆历史工作者顾长声，生前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故意篡改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The Siege in Peking）中的文字，从而污衊丁韪良在光天花日下脱去道袍，身配长枪，明火执仗地去抢劫，状似强盗行径。沈弘在其翻译的丁韪良著作的《中国觉醒》的译者序中指出，由于一般的读者很难查閲到丁韪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顾长声的说法和引文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据，真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长期以来，丁韪良备受指责，特别是中共建政之后，更是一直顶著“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不白之冤的大帽子。最近，一个更可怕的指控是腾讯历史频道在《转型中国1864-1949》的某一期节目中，援引《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将以下言论扣在丁韪良的头上：“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言下颇有诗篇137: 8-9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势。但是查遍《旧金山号角报》的1900-1922年的所有社论，并不见有社论提到丁韪良说过类似的话语，可见这又是另一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典型空穴来风之悠悠之口！兹援引晚清外交巨子晚清外交巨子曾纪泽赠丁韪良的扇面题词，盼为他的蒙冤不白昭雪：

学究三才圣贤徒，识赅万有为通儒；

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

曾氏为曾国藩次子，为曾国藩次子，曾私淑丁韪良，从其习地理学、历史学、欧洲政治及英文等科，二人来往至为密切。曾氏原题为中西合璧书，其英文原文为：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七 力争上游—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20日）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英国浸礼会宣教士，在华宣教45年，任基督教广学会总干事25年之久。在追述这些早期在华宣教士的事蹟当中也是最具传奇、最为多彩多姿、以及最占篇幅的人物之一。

李提摩太于1845年十月10日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卡马尔登郡(Camarthenshire)的乡村。父亲是个铁匠，兼营一个小农场，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忠厚长者和浸礼会教会的执事。母亲个性温柔良善、娴静秀慧。在父母亲的基督教教育之下，李提摩太自幼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尔斯福音大奋兴期间，14岁的他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决志信主。李提摩太先后就读于天鹅海师范学校（Swansea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和哈佛福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尚未毕业，国内著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那时已经立志要去中国传福音。因为他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古国之一，如果为基督得到中国，就会上行下效，带动其他国家归主。所以他后来所奉行的“文化宣教”，并不在乎翻译、著述了多少书籍，而是著眼于「挽弓挽强，擒贼擒王」的方法，吸引士大夫文人，皈依基督教信仰。

初试啼声

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学毕业后，原拟申请内地会，后经母会劝阻即顺理成章地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申请去中国宣教，获准后于同年十一月被封立为牧师，随即告别亲人，在利物浦登上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Achilles）轮船前往中国。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航行，李提摩太于1870年2月抵达上海，稍事休息后即北上山东烟台。当时英国浸礼会在烟台有一个宣教站，曾先后有八个宣教士在那里工作。但当李提摩太到达时，只剩下一个宣教士坚守在那里，而且在接待李提摩太之后不到四个月也因病去世了，只留下李提摩太孤身一人。但李提摩太不畏艰难，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宣教。像早期来华宣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在烟台挨家挨户地去散发或销售福音书册，所收效果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贫穷人。在实践中，他的宣教理念渐渐改变，开始试图接触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他觉得“在好土撒种”可以结果更多，而且更容易上行下效。从那时起，李提摩太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和儒者礼仪，探究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吏和士绅接触。在温州的英国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 1861-1935）为他立传如此写道：“李提摩太在内地传道已经好几年，悟到布道方法，从官绅入手，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容易，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层人士信教。” 1874年，李提摩太迁往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开始租屋布道。此时他改穿中国儒生的长衫，脑后梳著一条假长辫；同时亦施医送药，以便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两年后南下济南，北至东北，特别喜欢广交儒生，坐而论道。

人道赈灾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并由旱灾引起大饑荒。据统计，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因饥饿而死，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人口总合。那时眼目所及，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家家户户已至卖儿鬻女以换取粮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一幅人间地狱之惨象。在李提摩太宣教的青州，灾情尤为严重。据李提摩太估计，青州府农村的死亡率高达90%。面对青州府严重灾情，李提摩太设法在外国侨民中募得大宗款项，先后在山东、山西省赈灾传教。一年之内就使二千多民众信主加入教会。

1877年，他在《万国公报》发表「灾宜设法早救》一文，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以后，他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来建设中国，例如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兴办银行、改良农业。1878年10月，李提摩太抽空到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女宣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完婚，当时他已经33岁。新婚之后，这对新人立即再到太原一起从事赈灾工作。当时基督教宣教士在华北灾区赈灾的，共有30余人，以李提摩太为负责人。这是外国宣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李提摩太等宣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十二万两赈款，这项救灾活动到1879年年底前基本结束。

高攀上游

1880年左宗棠路过太原府时，曾从李提摩太了解世界地理。后来左宗棠到武昌，邀请李提摩太到他那里去当顾问，李提摩太却婉拒了。1882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后，李提摩太曾多次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张之洞见他变法心切，就派人请他放弃宣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实施他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李提摩太还是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

1881至1884年之间，他在山西太原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向当地的官员和知识份子讲解各种科学知识，每次结论都强调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并号召中国进行社会改革。李提摩太于1884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期满后，他把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读书，自己则于1886年底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乘船回到中国。把家安置在北京后，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1890年7月，李鸿章聘请李提摩太去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高兴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 这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共写了200多篇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彙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12卷，于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李提摩太的宣教策略和议政活动与英国浸礼会差会之间，大相逕庭，多次建言屡被差会否决。1891年10月，李氏决意离开差会到上海接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该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宣教士韦廉臣。韦廉臣任督办不到三年，就因病于1890年8月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裏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增加出版鼓吹变法的书籍。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和二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还在北京、瀋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目的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

广学会在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主要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尤以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最为畅销。梁启超曾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此书原作者为英国人麦垦西(Robert Mackenzie)，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书的原名是《十九世纪史》，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该译著于1895年出版，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影响内政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恭亲王奕忻等都有著较深的交往。而且他还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 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也因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热心于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 他曾要求英国浸礼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1902年，西太后因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分成西学书斋和中学书斋两个部分，山西巡抚岑春煊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直到1911年。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戊戌变法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幕后推手。维新派人士视他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中国“行销量最广，蛊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李提摩太自己也曾写道: “康有为告诉我，他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国是兄弟的，就如同我们的出版物所教导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同我们合作。” 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启超充当李提摩太的秘书，从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他经常带著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等宣教士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当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他们也都加入该会，为维新派出谋划策。在李提摩太回忆录第12章中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提摩太的启迪。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光绪帝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数十道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著希望。正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慈禧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整个京城弥漫著腥风血雨。危难中，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9月18日，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告诉他局势危急，光绪已密诏他迅速离京。李提摩太劝康有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后设法帮助康有为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在吴淞口换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政变后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其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他们商讨如何援救光绪皇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梁启超经天津搭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容闳见情势不妙也逃离北京。李提摩太到天津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未果。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还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

革命／改革

李提摩太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 李提摩太始终是缓和的革新者，主张以教育渐行改良，而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把英文“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去掉，改为“Evolution” (渐进或改良)。他不大赞同孙中山激进的革命主张与行动，并曾试图说服他放弃暴力革命。1903年2月，李提摩太给一位中国报人的信中写道：“论及在中国的改革，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革命的观点，一种是改良的观点。我不属于前者，因为遍览各国历史，以武力进行改革，多是杀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灾难。而我赞成改良，愿意贡献所能，对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一切问题，给予开导。……耶稣基督战胜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努力采用后者的方法，另一种方法耶稣早已吩咐过他的门徒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到1913年时，李提摩太已年近70岁。从26岁到中国做宣教士算起，他在华已经42年。此时的他也已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呼吁世界各国实行裁军和组织世界政府，还提倡世界各大宗教成立宗教联盟。

婚姻、家庭与晚年

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结为夫妇，婚后二人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力倡改革缠足恶习，将中国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李氏夫妇共育有四个女儿。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恶疾，药石无效，于同年7月去世。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伦敦会一位女医生特赖布(Ethel Tribe)女士，当时她已来华已经二十载，先后在厦门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提摩太与这位晚婚的女士情投意合，遂赴日本横滨旅行结婚。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李提摩太决定遵医嘱回英国休养，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获准后，于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太带了家眷，挥别了同事朋友，乘船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国后，李提摩太于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尔士大学授予他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过美国乔治亚大学和布朗大学的荣誉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18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赠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并与他一起畅叙维新运动的往事。

在英居住三年期间，李提摩太仍经常到处演讲，并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宣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这本书不仅对李提摩太个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录了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当时人的工资水平、一些生活费用的支出记录、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人物的言行等，都是研究晚清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与当代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近著《晚清七十年》可以前后相呼应。1919年初，李提摩太决定重返中国，但在4月间因旧病复发而不得不住院手术，终因病重体弱，于4月20日逝世于伦敦，享年74岁

李提摩太像「鼹鼠」一般，潜入清宫幕后，取得天子的信任，伺机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可惜生不逢辰，这位「怀才不遇」的天国大使，与「匹夫而为帝王师」的大好良机，擦肩而过，使得清廷迈入现代化的步伐，功亏一篑，令人扼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