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与中国2-Yan

注：本笔记摘抄自杨东川牧师讲课内容

四 良医良相—伯驾（Peter Parker, 1804年6月18日－1888年1月10日）

伯驾，原名彼得·帕克（Peter Parker），1804年6月18日生于美国麻省弗莱明罕（Framingham）农村。 在当时的灵性大奋兴时代，这是一个宗教热情极为高涨的地方，一些神学院和大学的学生对海外宣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伯驾的父母均是公理会的信徒，伯驾从小就接受庭训，少年时就产生了从事传教事业的志向，16岁时伯驾重生得救成为一名基督徒。1827年，伯驾考进阿默斯特学院（Amhust College），毕业后直接转入耶鲁大学四年级。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834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进入耶鲁神学院，并得到长老会按立为牧师及接受美部会（公理会）传教于中国的委派。

仁心仁术

1834年十月，伯驾风尘仆仆，乘风破浪，搭船抵达广州，由于他卓越的医疗技术，伯驾成为第一位在华专职医疗传教士。因为广州十三行不允许外国人学习汉文，他先去新加坡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然后于1835年十一月份再度返回广州。他先在外国人驻地开了一间药房，开始为中国人看病，他主治的大部分是眼疾。后来他的药房扩展而成一家眼科医院，即博济医院，这家医院发展变成了今天著名的广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伯驾关闭了博济医院回到了美国，两年后他再一次回到中国，重开博济医院，并且增加了医院人手和扩大了规模。伯驾将西方医疗技术带到了中国，他医术精湛，被誉为「用柳叶刀（即手术刀）传福音」。

清朝知名外销画家关乔昌，又名林官（Lam Qua），为英人画家程耐里（Chinnery）入室弟子，为答谢博济医院免费收治华人，也为感谢伯驾收其侄子入读医校，在1836到1855年受伯驾委讬，免费绘制了一系列病患肖像，被用作医学生授课教材资料。在旧日博济医院等候诊区，也挂有这些病人手术前后的画像，可能用于鼓励病人看到妙手回春的场景而增加求医获痊癒的希望。

外交政治

俗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伯驾医而优则仕，1844年，获得美国委任，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与签订。1847年，他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代办，1855年正式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首开美国宣教士担任驻华使节的先河。伯驾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对华态度强硬，积极谋求扩大美国在华权益。伯驾有一句名言：「不屈从，就折断。」（Bend or Break）。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呼吁美军与英军、法军分占舟山、台湾、朝鲜国，以保持“势力均衡”，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些主张因美国总统换届而改朝换代，以致胎死腹中。

出于健康原因，伯驾于1855年回到美国。但于同年，他被委任为美国派华专员，负责修订《望厦条约》。伯驾在中国工作直到1857年，再一次由于健康原因卸任，回到美国。此后，他常居华府，直到1888年去世。伯驾曾受中国林则徐委讬和袁得辉合译瑞士法学家艾默瑞奇·德·瓦特尔的著作《万国律例》，协助林则徐处理与英国的案件。

伯驾的仁济医院在鸦片战争中被民众烧毁。战争结束后，伯驾一面复办医院，一面积极从事外交政治活动。随著他卷入政治与外交活动日深，与清廷对立也日渐加深。1844年，中美在澳门望厦村从事《望厦条约》谈判时，伯驾应聘担任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的部分时间秘书兼中文翻译。《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谈判对手是两广总督耆英，他曾经接受过伯驾的诊治。由于伯驾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又通过行医与中方官员结交，这给他的谈判工作带来许多便利。原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对传教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次经伯驾等人的力争，在《望厦条约》中，加进了在华传教自由之条款，对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特别是他与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顾问的密切交往，促成了传教条款的订立和条约的签订。

由于伯驾越来越多地涉入中美两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造成他与美部会之间的关系紧张，1845年终于被迫辞职，美部会也终止他作为该差会宣教士的资格，理由是伯驾把太多的时间用于医疗工作及外交事务，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伯驾接受美国泰勒（John Tyler, 1790-1862）总统的聘任，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办。1855年，美国政府正式委任他为驻华全权公使，仁济医院从此移交给美国北长老会宣教士嘉约翰（John Kerr, 1824-1901）医生，1859年迁入新址，改名为“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伯驾担任驻华公使后，仍在医院行医，到1857年卸任回美，安度余年。

晚年生活

1857年4月22日，驻华公使一职被列卫廉（William B. Reed, 1806-1876）所取代，伯驾遂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宣教和外交生涯，于1857年底偕妻回到华盛顿特区定居，从此脱离了美国政界，也再没有来中国。两年后，夫妇俩竟喜得一个儿子，是时伯驾已经55岁。另一令人称奇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像他根本未曾当过医生一样。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注却未中断，继续与其在中国的友人保持联系。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嘉约翰的领导下，在医疗宣教方面不断取得进展时，心裏感到无比的快慰。当1885年博济医院为纪念伯驾开设医疗事业50周年时，他还写信表示祝贺。

1859年，伯驾与美部会修好，并成为该差会的理事。1876年，伯驾在美担任“中国医药传道会”会长，同时受聘担任美国国立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顾问，以及耶鲁大学校友会会长；他亦热心于新成立的福音派联盟。晚年期间他还撰写了数本医疗宣教的书籍。伯驾前半生在中国的悲剧性经历，是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与军事在激烈冲突中交汇的缩影；伯驾在美国度过他余下的后半生，于1888年一月10日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岁。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抱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的政治地位和外交手段可能为宣教同仁所诟病，但是他的仁心医术将永远被他的病人感恩和怀念。

五 心计不凡—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年7月8日—1851年8月9日）

宣教生力军

在清朝政府严厉的禁教指令之下，如果说马礼逊等人的传教活动还比较稳健的话，那么郭士立来华传教的活动就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了。郭士立1803年7月8日出生于普鲁士的东部波美拉尼亚斯德丁（今波兰什切青）一名裁缝家庭。四岁丧母，少年时曾从铜匠为学徒。曾受普鲁士国王青睐，准备派他在驻土耳其的使馆工作，15岁学习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但他终究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18岁入柏林耶尼克神学院学习，1823年转入到鹿特丹神学院和荷兰教会学习。1826年7月按立为归正教会牧师，1827年9月正式受荷兰传教会派遣启程前往巴达维亚。郭士立为此特别去英国和法国搜集东方资料。在英国伦敦拜会了马礼逊后，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827年到了爪哇之后，从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及当地华侨学汉语和马来语，在医院中布道时还学了一些医药知识。1828年经新加坡到暹逻，继续在华侨当中活动并学习汉语。

1829年因荷兰传教会不同意他来中国，而脱离荷兰传教会，在麻六甲改投明主，短暂主持伦敦会。同年，和英国女士玛丽·纽厄尔（Mary Newell）结婚。1830年携妻同往暹罗，后来到了广州，自求多福，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译员。

初抵中国

1831年，郭士立初搭帆船前往中国，他采用同安县郭氏家族的姓为自己的姓氏，一身中国水手打扮，6月3日登陆，9月抵达天津，由此北上辽东湾，复南下，于12月抵达澳门。他在澳门悬壶济世，入乡随俗，身穿唐装，取汉名为郭士立（又名郭实腊），他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2月，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经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威海卫等地，远达朝鲜、日本。9月5日返回澳门。 他们沿途探测航道、测绘海图、收集文化、经济、商业、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情报。当然，了解这些方面的情况，对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这并非单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郭士立自己的日记为证：

　 　 「 1832年6月30日上海: 我们巡视了(吴淞口 )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 命 」。他甚至煽动说：「如果我们以敌人的姿态出现，对方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他写作《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戈登（G. J. Gordon），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采茶和制茶的专家，并购买茶籽和茶苗。结果聘请雅州的茶师为指导，传习制茶方法，带回许多茶籽栽植于印度大吉岭。

鸦片战争

郭士立第三次航行实际上是为了帮助查顿贩售鸦片。查顿向中国人销售鸦片，需要一个翻译，而郭是最佳的人选，但查顿也知道说服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帮助他销售鸦片是很难的；所以他给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应许他很高的回报，为他正要编辑的刊物提供六个月的费。郭士立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终于答应了查顿的邀请。他自己在三次航海记中说：「经过与许多人商量及头脑中的挣扎之后，我登上了气精号商船。」但郭作为传教士，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他后来在其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就写过谴责鸦片毒害的文章，如在1835年写道：「鸦片流弊日甚，民穷才匮。无度生之法，会匪串同作弊矣。无恶不作，无弊不行，莫非严哉。既日增月益贻害，莫若作速结戒鸦片焉，尽绝恶弊矣。」此外在1837年二月号上再次刊登。郭士立写的谴责鸦片贸易的文章，是对自己之前帮助查顿售卖鸦片行为的一种自我否定的「忏悔录」。

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嚮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宁波知府。其后，他参与并起草《南京条约》。他在治理宁波期间，因通中文且能断案而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人作诗描绘了郭士立审案的情形：“临高台，郭爷（郭士立）来，尔有事，僪缕开，枉事为尔超白，难事为尔安排。口通华语，眼识华字，郭爷真奇才。大事一牛，小事一鸡，为尔判断笔如飞。南山可动此案不可移。”

不忘初心

1843年在香港开埠之后，担任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Henry Eldred Curwen Pottinger, 1789-1856）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广传福音，全盛时期，会员多达千余人，不断向外扩张，洪秀全的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会员。同时他还创立中国传教会，在伦敦招募来华传教士。中国传教会把戴德生送到中国，后来戴德生另起炉灶，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

郭士立曾参与马礼逊译本的修订工作，与他同工的人有麦都思、裨治文、马儒翰。在此修订工作中，麦都思、郭士立做主要的工作，裨治文和马儒翰的角色次要。麦都思主要负责新约，而郭士立负责旧约。后来，郭士立反覆修订了麦都思的新约译本，前后至少有十六次。太平天国的版本就是以郭士立翻译的旧约与他修订的新约为蓝本的。此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中西文化的书籍，如：《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尤其以创办的《东西洋每月统计传》杂志为最著名。该刊物从1833年发刊到1837年停刊，广泛介绍了中西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风貌。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去世。 中国上海外滩的外滩信号台（Gutzlaff Signal Tower）也是以郭士立命名的来纪念他。

从郭士立的宣教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也是和我们「同样性情」的人，他们会有普通常人的弱点和局限。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因为拿捏不准，投入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事情，教会历史家，包括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实事求是，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六 平步青云－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年9月22日-1884年2月16日）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又译卫廉士）是19世纪美国基督教宣教士、汉学家、语言学家和外交家。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重要的研究中国问题专家；首开美国汉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有“美国汉学之父”之誉。

        早年生活

        卫三畏，字听泉，于1812年9月22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尤提卡（Utica）镇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父母亲都是长老会教会的成员。父亲是个书商，热心于教会事奉。卫三畏从小就读于父亲投资创办的教会学校；1831年受洗加入尤提卡第一教会，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打下良好基础。高中毕业时，受父亲事业不景气的影响，他失去了入读耶鲁大学的机会；不久母亲的去世，促使他进入特洛伊城（Troy）的仁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是一位标准的「理工男」。在学校裏，他酷爱自然科学，尤爱植物学。1832年，长老会教会捐送给美部会一台先进的印刷机，用于刚刚在广州成立的宣教站，因此美部会需要有一个人来掌控并使用这台机器。卫三畏的父亲随即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并希望他能够应聘这个职位。卫三畏起初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对自己喜好的科学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对背井离乡赴海外宣教还没有心理准备，更何况他对印刷技术并不熟悉。不过再三考虑后，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挑战，选修印刷出版这门技术。学期结束后，他去了费城美部会的总部，在那裏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日后给他许多帮助的商人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尽管他希望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准备自己，以应对新的工作，但半年后（1832年7月）他就被美部会正式派赴中国广州，负责广州宣教站的出版印刷工作，匆匆登上了开往广州的轮船。

       宣教生涯

       1833年（道光十三年）6月15日，20岁的卫三畏启程前往中国，于10月到达广州。由于中国的关闭政策，他只能以一个贸易商的身份入住广州十三行，在那裏他结识了马礼逊博士和他的儿子马儒翰，《中国丛报》的主编禆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他的助手雅禆礼（David Abeel）、郭士立（Karl F. A. Gutzlaff）等人。他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学习汉语。在欧美商人的资助下，卫三畏为美部会开创了海外第一个印刷所。1835年广州的时局开始紧张起来，12月，印刷所迁往澳门。在此期间，卫三畏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在编辑过程中，他的中文教学相长，进步很快，而且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状的了解也逐渐深入。

       不久，他开始为《中国丛报》撰写文章，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和文化习俗，还协助裨治文编著了《广州方言撮要》，这些工作为他后来系统研究汉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43年，他在《中国丛报》第2卷第 10期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度量衡》和《论广州的进出口贸易》两篇文章，标志著他在汉学研究上正式开始的里程碑。1847年，裨治文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主要由卫三畏接手负责。《中国丛报》在后期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版发行，卫三畏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与美部会到中国的其他人员，如裨治文、特雷西（I. Tracey）等不同，卫三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教士，因他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也没有被授予过神职。在美部会的正式文件中，他的身分一直是印刷工。但他在中国的活动，与一般传教士并无不同，事实上他在许多场合也被称为传教士。与其他传教士不同的是，卫三畏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锺，浸淫特别深。 1833年他刚到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在广州和澳门长期居住期间，始终没有间断。 1846年他加入美国东方学会（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881年他成为该学会主席，这也表明了他在汉学研究领域裏的卓越成就。

外交经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美国驻华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率团来华后，卫三畏作为使团成员，参加了中美《望厦条约》的谈判，是年底回国探望身患重病的父亲。在照顾父亲的同时，他开始应邀去各城镇教会演讲，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反响强烈。日后他以其一系列演讲稿作为蓝本，开始著手《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一书的写作。有一次他去纽约演讲时，得遇沃尔沃斯小姐（Sarah Walworth），二人坠入爱河，遂于1845年11月结为伉俪。在美三年多期间，卫三畏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848年8月，这对新婚夫妇离开纽约，共赴广州。不久，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给他的打击很大。此时，《中国丛报》因种种原因，也难以为继，故在其发行20年后，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卫三畏早年曾赴日本考察，以期在那裏开辟宣教工作。不料当初的传教动机，成了他进身之阶。1854年1月，卫三畏作为翻译随同美国海军上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远征日本，交涉美日通商事宜，结果美日签订了条约，日本自此对外开放。这是卫三畏首次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出使海外。1855年5月，卫三畏被任命为美驻华使馆秘书兼翻译，他以矛盾的心情接受了此项任职，因为他的印刷所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此后他便脱离了基督教差会。1856年，卫三畏完成了英粤字典《英华分韵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编纂工作。

        从1856-1876这二十年间，卫三畏辞去了传教士的工作，乾脆直接参与了中美之间的外交活动。先后担任译员、秘书、参赞、谈判代表、副使等职，并多次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代理公使，处理中美外交事务，最重要的是参与了中美《天津条约》的谈判，并且想方设法将“自由传教”的条款纳入约内，要求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宽容。在此期间，他也经历了丧子之痛、亲爱弟弟的去世，以及好友裨治文和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的离世等等，每次都给他带来无尽的伤感与沉重的打击。他将他所从事、所经历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帝的旨意。

        由于视力衰退和健康状况之恶化，卫三畏于1876年10月辞去政府职务，最后离开北京之日恰巧是他来华整整43周年。回国前，他讲了这样一段话：“不论我在中国做过的事情是好还是坏，都已经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上帝会把它们作为他在中国为传扬祂的名，实践其应许的一部分。我在宣教过程中与同工们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为此我要虔诚地赞美造物主。” 至此为他在华宣教、从政43年之生涯划上了句号。

        晚年生活

        返美后，卫三畏定居在耶鲁大学所在地，康奈狄克州的新港（New Haven, Connecticut）。1877年，他应聘成为耶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并且担任美国圣经公会董事会主席和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在此期间，他全力反对美国1878年不公正的限制中国移民的法案，为中国和中国移民辩护。在他的努力之下，美国政府终于在1880年结束了对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限制。

        当1878年中国华北发生大饑荒时，卫三畏心系灾区的中国老百姓，尽自己的影响力，呼吁美国人民为中国捐赠，以拯救中国百姓脱离于水火。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裏，卫三畏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对《中国总论》一书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以期使它更加完善，能够流传下去，“并被发现值得放在上帝生命之坛的基座上。”1881年1月26日，他的爱妻莎拉辞世，一年以后，1882年1月，卫三畏不慎摔倒在结冰的人行道上，造成肩膀脱臼，胳膊骨折，不久又突然失去说话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调养后，身体得到恢复，紧接著又投入到各种通信和修订《中国总论》等工作中去。新版《中国总论》终于在1883年10月出版面世，当第一本修订本送到他手中时，他满怀喜悦地说：“我为此感谢上帝！” 

        此后他身体渐衰，再无好转。在其人生最后一、二个月中，他在病榻上不断赞美上帝对其一生的保护与眷顾，以及免除其病痛的仁慈；其面容安详好像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1884年2月16日，已经不省人事的他，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试图讲话，却什么也没说，复倒在枕头上，安静地停止了呼吸，这是他所盼望的结局——在完全的平静中辞世。葬礼在耶鲁大学的教堂裏举行，院牧巴勃尔博士主持了安息礼拜。随后卫三畏被葬在家乡的“常青墓园”，紧挨在他父亲和妻子的墓旁。

        卫三畏有一子名卫斐列（Williams Frederick Wells, 1857-1928），生于澳门，后随父亲卫三畏到北京；1867年回美国读书，187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任该校图书馆助理。18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远东史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1925年。他曾经协助父亲修订《中国总论》，并著有《蒲安臣和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出使》(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等书。

        汉学研究与《中国总论》

              卫三畏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巨大影响。他在《中国总论》中首次“将孔子的儒家学说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同样具有永恒的价值”。他认为中国需要基督教教义并不意味要摧毁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进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价值。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信义”的价值内涵极为推崇，称“世界上很少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不过，尽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的不少长处，但仍然认为中华文化与民族需要拯救。《中国总论》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中国人不仅需要标志西方文明的技术，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教义”。在宣教策略上，他提出“孔子加耶稣”的模式。他认为“如果基督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扎根，那麽政府权力性质自然会改变”。 《中国总论》的独特视角和观点，以及其中时常出现的智慧的闪光，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不仅饶有兴味，而且颇富启迪。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许多是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当时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这些著作涉及方面之广，研究之深入、细致，令今天的读者也眼界大开，叹为观止。卫著“The Middle Kingdom”出版后一百多年，一直没有中译本问世。2005年才有陈俱和陈绛兄弟俩翻译的中译本出现，以《中国总论》为书名。该书有利于打开国人眼界，纠正国人以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如中国之于西方的观点。

       《中国总论》对美国汉学产生巨大影响，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为数代美国人认识中国的英文范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称这部书是把汉学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的“综合的研究”的著作。美国汉学在二战后进入了所谓区域研究的视域，而这可以从《中国总论》上找到根源，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总论》“颇像今日一门区域研究课程的教学大纲”。

七 力争上游—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20日）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 1845-1919），英国浸礼会宣教士，在华宣教45年，任基督教广学会总干事25年之久。在追述这些早期在华宣教士的事蹟当中也是最具传奇、最为多彩多姿、以及最占篇幅的人物之一。

李提摩太于1845年十月10日出生于英国南威尔斯卡马尔登郡(Camarthenshire)的乡村。父亲是个铁匠，兼营一个小农场，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忠厚长者和浸礼会教会的执事。母亲个性温柔良善、娴静秀慧。在父母亲的基督教教育之下，李提摩太自幼养成富有爱心、乐于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尔斯福音大奋兴期间，14岁的他在一次奋兴布道大会上决志信主。李提摩太先后就读于天鹅海师范学校（Swansea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和哈佛福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在神学院攻读期间成绩斐然。尚未毕业，国内著名教会即来信聘请，然而他那时已经立志要去中国传福音。因为他认为中国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古国之一，如果为基督得到中国，就会上行下效，带动其他国家归主。所以他后来所奉行的“文化宣教”，并不在乎翻译、著述了多少书籍，而是著眼于「挽弓挽强，擒贼擒王」的方法，吸引士大夫文人，皈依基督教信仰。

初试啼声

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学毕业后，原拟申请内地会，后经母会劝阻即顺理成章地向英国浸礼会，差会部申请去中国宣教，获准后于同年十一月被封立为牧师，随即告别亲人，在利物浦登上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的“阿基里斯号”（Achilles）轮船前往中国。经过将近四个月的航行，李提摩太于1870年2月抵达上海，稍事休息后即北上山东烟台。当时英国浸礼会在烟台有一个宣教站，曾先后有八个宣教士在那里工作。但当李提摩太到达时，只剩下一个宣教士坚守在那里，而且在接待李提摩太之后不到四个月也因病去世了，只留下李提摩太孤身一人。但李提摩太不畏艰难，一面学习中文，一面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宣教。像早期来华宣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在烟台挨家挨户地去散发或销售福音书册，所收效果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贫穷人。在实践中，他的宣教理念渐渐改变，开始试图接触上层社会的人，因为他觉得“在好土撒种”可以结果更多，而且更容易上行下效。从那时起，李提摩太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和儒者礼仪，探究中国儒释道思想体系，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地方官吏和士绅接触。在温州的英国循道会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 Soothill， 1861-1935）为他立传如此写道：“李提摩太在内地传道已经好几年，悟到布道方法，从官绅入手，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容易，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层人士信教。” 1874年，李提摩太迁往山东青州府（今益都），开始租屋布道。此时他改穿中国儒生的长衫，脑后梳著一条假长辫；同时亦施医送药，以便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两年后南下济南，北至东北，特别喜欢广交儒生，坐而论道。

人道赈灾

1876-1879年，中国北方十多个省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并由旱灾引起大饑荒。据统计，有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的人因饥饿而死，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人口总合。那时眼目所及，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家家户户已至卖儿鬻女以换取粮食，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一幅人间地狱之惨象。在李提摩太宣教的青州，灾情尤为严重。据李提摩太估计，青州府农村的死亡率高达90%。面对青州府严重灾情，李提摩太设法在外国侨民中募得大宗款项，先后在山东、山西省赈灾传教。一年之内就使二千多民众信主加入教会。

1877年，他在《万国公报》发表「灾宜设法早救》一文，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以后，他不断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来建设中国，例如开矿设厂、发展交通、兴办银行、改良农业。1878年10月，李提摩太抽空到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女宣教士玛丽•马丁（Mary Martin）完婚，当时他已经33岁。新婚之后，这对新人立即再到太原一起从事赈灾工作。当时基督教宣教士在华北灾区赈灾的，共有30余人，以李提摩太为负责人。这是外国宣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李提摩太等宣教士在山西一共发放了十二万两赈款，这项救灾活动到1879年年底前基本结束。

高攀上游

1880年左宗棠路过太原府时，曾从李提摩太了解世界地理。后来左宗棠到武昌，邀请李提摩太到他那里去当顾问，李提摩太却婉拒了。1882年，张之洞接任山西巡抚后，李提摩太曾多次拜会他，并向他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张之洞见他变法心切，就派人请他放弃宣教工作，出任政府顾问，实施他所提出的改革计划，但李提摩太还是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

1881至1884年之间，他在山西太原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向当地的官员和知识份子讲解各种科学知识，每次结论都强调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并号召中国进行社会改革。李提摩太于1884年底，带了妻子和四个女儿，从上海乘船回英国度假。期满后，他把两个大女儿留在英国读书，自己则于1886年底带了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乘船回到中国。把家安置在北京后，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鸿章取得联系，提出由政府每年拨出一百万两银子让他搞教育改革。1890年7月，李鸿章聘请李提摩太去天津担任《时报》主笔，李提摩太高兴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这一工作，这项任命可说是天赐良机。” 这无异于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向千百万中国读者宣传他的变法主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共写了200多篇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彙编成集，题名《时事新论》，共12卷，于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

李提摩太的宣教策略和议政活动与英国浸礼会差会之间，大相逕庭，多次建言屡被差会否决。1891年10月，李氏决意离开差会到上海接替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为“同文书会”的督办（后改称总干事）。该会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于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是英国长老会宣教士韦廉臣。韦廉臣任督办不到三年，就因病于1890年8月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后，即将“同文书会”改名为“广学会”，旨在“从宗教的小圈子裏走出去，去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发展，影响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扩充会务，增设售书局，增加出版鼓吹变法的书籍。李提摩太主持广学会达25年之久，其间出版了《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和二千种书籍和小册子。他还在北京、瀋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经常免费赠送书刊。目的是要“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发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

广学会在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主要出版了许多书籍，其中尤以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林乐知编译的《中东战纪本末》，最为畅销。梁启超曾称：“《泰西新史揽要》述近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 此书原作者为英国人麦垦西(Robert Mackenzie)，由李提摩太和蔡尔康（1851-1921）合译，书的原名是《十九世纪史》，内容是19世纪欧美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该译著于1895年出版，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3万部，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影响内政

从1895年到20世纪初的数年间，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达到顶峰。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都积极活动于上层人士之间。他和许多政府官员，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恭亲王奕忻等都有著较深的交往。而且他还结交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许多朝廷大员和维新派。李鸿章的很多思想就源于李提摩太。在与李提摩太的接触中，李鸿章多次批评顽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态，表达了对西学的认同和要求变革的愿望。张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过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 并承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李提摩太还曾向李鸿章提出过很多政策建议，其中派遣皇室亲贵到国外考察、兴办西学，后来被清政府采纳。在李提摩太做曾纪泽家庭教师时，曾纪泽对李提摩太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赞赏，并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级官员中散发，曾纪泽也因之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在于教育”。

山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热心于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说：“中国朝臣无知乃是无教，中国图强之要在于教。” 他曾要求英国浸礼会等差会在中国18省各设立一高等师范学校，传授西学给中国官绅等。他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富强，不只要重“西艺”，更必重“西政”，并以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1902年，西太后因李提摩太协助处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开办山西大学堂，该校分成西学书斋和中学书斋两个部分，山西巡抚岑春煊聘李提摩太为西学书斋总理，直到1911年。山西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办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培养出大批新型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近代山西社会的发展。清政府因此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学校园内。

戊戌变法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不仅参与其中，而且成为这次运动的幕后推手。维新派人士视他为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而《万国公报》是广学会在中国“行销量最广，蛊惑力最大，中国维新分子受这报的鼓动者，不在少数”。康有为“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康有为还曾向当时香港《中国邮报》的编辑说：“我信仰维新，主要归功于两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牧师和林乐知牧师的著作。” 李提摩太自己也曾写道: “康有为告诉我，他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国是兄弟的，就如同我们的出版物所教导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国的事业中同我们合作。” 当时的许多维新人士都与李提摩太有来往。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听说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临时秘书，就来到李提摩太处，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他效劳。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启超充当李提摩太的秘书，从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私下里，李提摩太也以维新派的老师自居，他经常带著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等宣教士同维新人士一起吃饭，一起讨论进行改革的计划和办法。当维新派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他们也都加入该会，为维新派出谋划策。在李提摩太回忆录第12章中谈到，强学会办报之初不仅所用名称完全借用《万国公报》，而且内容也几乎照抄广学会的各种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时论新编》，编辑了梁启超44篇、康有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则占31篇。即使是康梁写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来自李提摩太的启迪。另一个维新派骨干谭嗣同，也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维新派的绝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议，李提摩太在看过康有为的变法计划后，给妻子写信说道“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对戊戌变法的影响之深。光绪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响，1898年6月，康有为上书翁同龢，敦促光绪帝赶紧变法。从6月11日起到9月21日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数十道变法谕旨，还批准了康有为的奏请，决定聘请李提摩太担任皇帝的私人顾问，帮助决策维新。这一时期，李提摩太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传教事业的开拓充满著希望。正当维新派和李提摩太踌躇满志的时候，慈禧太后和顽固派发动了政变。慈禧把光绪帝软禁起来，亲自临朝听政，并下令逮捕维新派领袖，整个京城弥漫著腥风血雨。危难中，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尽全力保护变法志士。9月18日，李提摩太在北京会见康有为，康有为告诉他局势危急，光绪已密诏他迅速离京。李提摩太劝康有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后设法帮助康有为逃离北京，经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在吴淞口换乘英国兵舰，逃往香港。政变后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其寓所举行秘密会议，梁启超、谭嗣同等出席。他们商讨如何援救光绪皇帝，决定分头吁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由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容闳去见美国公使，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但是，各国公使在未获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均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梁启超经天津搭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容闳见情势不妙也逃离北京。李提摩太到天津求助英国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未果。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能够做到的都做了”，还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和对顽固势力的憎恶。

革命／改革

李提摩太认为：“一个彻底的中国维新运动，只能在一个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础上进行。除非有一个道德的基础，任何维新运动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个与广学会有关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标就是推广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提供给中国所需要的这个新道德的动力。” 李提摩太始终是缓和的革新者，主张以教育渐行改良，而反对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把英文“Revolution”(革命)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去掉，改为“Evolution” (渐进或改良)。他不大赞同孙中山激进的革命主张与行动，并曾试图说服他放弃暴力革命。1903年2月，李提摩太给一位中国报人的信中写道：“论及在中国的改革，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革命的观点，一种是改良的观点。我不属于前者，因为遍览各国历史，以武力进行改革，多是杀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灾难。而我赞成改良，愿意贡献所能，对真正有利于中国的一切问题，给予开导。……耶稣基督战胜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识的力量。我们努力采用后者的方法，另一种方法耶稣早已吩咐过他的门徒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到1913年时，李提摩太已年近70岁。从26岁到中国做宣教士算起，他在华已经42年。此时的他也已经变成一个和平主义者，呼吁世界各国实行裁军和组织世界政府，还提倡世界各大宗教成立宗教联盟。

婚姻、家庭与晚年

李提摩太于1878年在烟台与苏格兰长老会派来的女宣教士玛丽•马丁结为夫妇，婚后二人同往山西太原传福音，并在当地开办孤儿院、女子学堂等；又创立天足会，力倡改革缠足恶习，将中国女孩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李氏夫妇共育有四个女儿。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恶疾，药石无效，于同年7月去世。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伦敦会一位女医生特赖布(Ethel Tribe)女士，当时她已来华已经二十载，先后在厦门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提摩太与这位晚婚的女士情投意合，遂赴日本横滨旅行结婚。1916年春，因年老体弱，李提摩太决定遵医嘱回英国休养，于是向广学会提出辞去总干事之职。获准后，于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太带了家眷，挥别了同事朋友，乘船离开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国后，李提摩太于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尔士大学授予他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之前，他已经获得过美国乔治亚大学和布朗大学的荣誉神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18年，梁启超到英国访问时，曾专程到伦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赠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并与他一起畅叙维新运动的往事。

在英居住三年期间，李提摩太仍经常到处演讲，并完成其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宣教士在华半个世纪的生活画卷。这本书不仅对李提摩太个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且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记录了北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当时人的工资水平、一些生活费用的支出记录、官场错综复杂的关系、历史人物的言行等，都是研究晚清历史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与当代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近著《晚清七十年》可以前后相呼应。1919年初，李提摩太决定重返中国，但在4月间因旧病复发而不得不住院手术，终因病重体弱，于4月20日逝世于伦敦，享年74岁

李提摩太像「鼹鼠」一般，潜入清宫幕后，取得天子的信任，伺机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可惜生不逢辰，这位「怀才不遇」的天国大使，与「匹夫而为帝王师」的大好良机，擦肩而过，使得清廷迈入现代化的步伐，功亏一篑，令人扼腕不已。

八 毁誉参半－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

丁韪良，威廉·亚历山大·巴尔森·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4月10日－1916年12月17日），汉名丁韪良，字冠西，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1848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大学。1850年，受美北长老会派遣，来到中国，在宁波传教10年。他主张发展世俗教育影响中国，意图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

丁韪良是19世纪实验以拉丁字母拼写中国方言的开拓者之一。1850年，他来宁波之后，通过半年时间学会宁波话，然后为其设计罗马字拼音方案，用拉丁字母稍加变通，创立了一套音标。此方案也被其他传教士和来宁波工作的外国人一直沿用。这对中国文化是一种贡献。后来，丁韪良的同事与好友，美国北长老会驻宁波传教士蓝亨利（Henry Van Vleck Rankin），编纂了《宁波土话初学》，这是最早的宁波话罗马字拼音教学文献。丁韪良将罗马拼音用于註释宁波方言，为汉语拼音教学提供了参考，对近现代中国汉字改革运动有较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翻译《万国公法》（国际法）

1863年移居北京后，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奕訢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万国公法》的出版和传播，帮助了当时的清政府尽可能地维护中国利益，如当时中国外交官员曾运用《万国公法》中阐述的国际法原理，成功地处理了一件纠纷，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第一次使用国际法使一件原本可能成为严重事件的外交纠纷得到顺利解决，这使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乃至清廷相信西方国际法知识对清王朝的统治尤其是外交活动是有利的。当然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也受到了某些外国官员的反对，他们担心中国人懂得国际法就可能使其利用它来与西方列强进行有理有节的法律斗争，甚至会给西方国家带来各种麻烦。在《万国公法》一书中，丁韪良创造的汉字法律术语有：万国公法、性法（自然法）、公师、法师、主权、权利、责任、法院、人民、国体、赔偿、自治、限制、章程、邦国、政治、选举、司法、争端、国会、制宪、领事、利益、管辖等，使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开始瞭解西方世界，懂得诸如民主、平等、自由、权利、法治、选举等重要政治和法律制度、观念。后来，汉译《万国公法》传到日本，不但成为日本外交家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斡旋的重要工具，也被日本政府指定为日本学生必读的法律教科书。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阪本龙马提出了所谓「长剑不如短刀，短刀不如手枪，手枪不如万国公法」的说法，他也的确曾运用《万国公法》上的法条与规则，打赢了一场官司。

担任京师大学堂校长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对中国的英语教学本土化做出了积极的、开拓性的探索。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京师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在李鸿章推荐下，光绪皇帝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即北京大学首任校长，授二品顶戴。但一直以来，丁韪良担任北大首位校长的事实却被有心人刻意抹去了。

经历义和团运动

1900年，73岁的丁韪良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他目睹了义和团屠杀中国教民和外国传教士的行为，因此非常厌恶义和拳民，严厉地批评他们是野蛮的人，并站在法治的角度要求对义和拳民进行严惩，才能与他们的砍杀劫奸的行为相称。由于慈禧太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支持者，所以丁韪良倡议放逐慈禧，并提议将海南作为对美国的赔偿，故此他在义和团运动后渐渐地不再受清廷的信任。1901年9月20日，因时局已稳，校长丁韪良奏请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恢复京师大学堂。然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课之后不久，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北大历史学者郭卫东认为“经费紧张”只是藉口。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身后评价

丁韪良被指控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出去抢劫，但这只是某些人恶意的中伤。出身安息日会的大陆历史工作者顾长声，生前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故意篡改丁韪良在《北京被围目击记》（The Siege in Peking）中的文字，从而污衊丁韪良在光天花日下脱去道袍，身配长枪，明火执仗地去抢劫，状似强盗行径。沈弘在其翻译的丁韪良著作的《中国觉醒》的译者序中指出，由于一般的读者很难查閲到丁韪良的原著，所以一般都把顾长声的说法和引文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据，真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

长期以来，丁韪良备受指责，特别是中共建政之后，更是一直顶著“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不白之冤的大帽子。最近，一个更可怕的指控是腾讯历史频道在《转型中国1864-1949》的某一期节目中，援引《旧金山号角报》的社论将以下言论扣在丁韪良的头上：“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言下颇有诗篇137: 8-9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态势。但是查遍《旧金山号角报》的1900-1922年的所有社论，并不见有社论提到丁韪良说过类似的话语，可见这又是另一桩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典型空穴来风之悠悠之口！兹援引晚清外交巨子晚清外交巨子曾纪泽赠丁韪良的扇面题词，盼为他的蒙冤不白昭雪：

学究三才圣贤徒，识赅万有为通儒；

闻君兼择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

曾氏为曾国藩次子，为曾国藩次子，曾私淑丁韪良，从其习地理学、历史学、欧洲政治及英文等科，二人来往至为密切。曾氏原题为中西合璧书，其英文原文为：

“To combine the reasons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

    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九 跨界跨国－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年1月13日－1900年7月17日）

迪维·贝休恩·麦卡迪（Di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汉名麦嘉缔，又作麦嘉谛，字培端，是一名美国医疗传教士，美北长老会最早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医学博士。1844年6月，抵达宁波，在佑圣观内施医传教。他翻译了第一本宁波方言的《路加福音》，又一度担任代理美国驻宁波的首任领事、邮政局主政，以及清廷出使日本钦使的顾问。

出身

麦嘉缔先生 1820 年 1 月出生在美国费城一个牧师家庭，父母均是苏格兰移民的后裔，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迁居纽约，他 9 岁时参加了一个自然科学的系统讲座，对科学产生了深厚兴趣，开始自己做实验采集标本，14 岁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学院（后为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三年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当时美国的医学教育为三年制。1840 年，20 岁的他大学毕业获得了医学学位。毕业后不久，他曾报名应征到夏威夷工作的医疗传教士职位，但未能成行。

奉派

这时，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和英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中国战败。1842 年 8 月 29 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南京签署“大不列颠帝国女王和大清皇帝间的和平、友好和商业条约”，又称《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第一道门户。1843 年，美国长老会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位医疗传教士。同年10 月，23 岁的麦嘉缔以医疗传教士的身份从纽约出发奔赴中国宣教。值得一提的是他搭乘的商船“女猎手（Huntress）号”是一艘颇有故事的「宣教士船」，至少有四十位以上的英美宣教士曾免费搭乘此船至中国，就连中国的「留学第一人」容闳去美国也是免费搭乘此船从香港到纽约的。此商船的主人奥立芬还支持了第一位来华宣教的美国新教宣教士裨治文，他本人也因为对在华宣教事业的支持而被誉为「中国宣教之父」。从纽约出发，自西向东，经过近 5 个月的航行，于 1844 年 2 月抵达香港。6 月，乘船到宁波，也正是这个月，中国和美国开始磋商条约，7 月 3 日，中美两国政府代表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外交协定——《望厦条约》。1845年，麦嘉缔在宁波创办崇信义塾，该校于1867年迁往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即后来之江大学的前身。

医术

1850年到1853年，麦嘉缔陆续编著了《平安通书》4册，由长老会的花华圣经书房出版，介绍天文、气象常识。他对中国博物学也颇有研究，在亚洲文会的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其中有33篇系用中文撰写。1861 年，太平天国的军队攻入杭州，占领了包括宁波在内的浙江大片地区，麦嘉缔夫妇利用外国人的身份帮助他们度过了战乱岁月，其间，麦嘉缔先生还作为翻译随美国外交官前往南京，与太平天国政权接触。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宁波与麦嘉缔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共事，他在自己的《花甲忆记》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麦嘉缔的：「他仁慈而富有才华，同中国人和外国人都相处得很好。他的医术使他在中国人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曾经给一位因白内障而失明的人做手术，那人重见光面的时候欢呼道：‘我从没有想到外国人会长得像这样！’这显然是指麦嘉缔医生。他失明已经七年了，总是听到人们谈论‘红毛’或者‘鬼子’。」

救孤

1866 年 6 月下旬，一场疫病袭击宁波。当地年轻的中国传教士金麟友和他的妻子也不幸染病，并相继去世，只留下他们2岁的女儿金韵梅和8岁的儿子相依为命。怙恃俱失的兄妹俩，被父母亦师亦友的长辈、美国传教士麦嘉缔夫妇收养。麦嘉缔夫妇终生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收养了十多个孩子，包括金家兄妹，在这些孩子中，金韵梅和麦嘉缔夫妇最为亲密，在他们的身边长大成人，尽管她一直称呼他们为“麦先生、麦师母”。1869年3月，返回美国休假的麦嘉缔夫妇带上了金韵梅和她的哥哥。那时的金韵梅年纪尚小，麦嘉缔夫人总是将5岁的她带在身边，并教授她英语。

出使

麦嘉缔在宁波办了医院和孤儿院，但受到宁波长老会其他传教士的反对，1872 年，麦嘉缔关闭了医院和孤儿院，辞去了在长老会近 30 年的传教工作，离开宁波前往上海。在上海，麦嘉缔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首次向日本派出使团，他被推荐为翻译随团前往日本中国驻日使馆工作，并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兼博物学教授。8 岁的金韵梅随麦嘉缔夫妇到日本，在 1872－1880 八年间，麦嘉缔娴熟的中文水平受到中日双方的尊重，金韵梅在这里完成了她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此时，日本正处于民族统一和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1860 年代－1880 年代）之初，一片生机勃勃气象。

1913 年 2 月出版的《东方评论》（Oriental Review, 1913, Feb.,  p. 239）记载了这一时期金韵梅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麦嘉缔医生是一位热忱的科学家，在他的文学和外交知识学习之余，他还发表了有关比较解剖学、心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方面的演讲，带领学生到公园远足……，金韵梅在麦嘉缔先生细心指导下学习文理知识，她在麦先生的大图书馆中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孩提时代的她参加了大型的教授聚会，客人们在聚会中同时讲法语、德语和英语，加上在首都其它社交活动，赋予她极为广泛丰富的知识和经历。”在金韵梅培养的过程中，麦嘉缔夫妇终始尊重她的中国传统：「她没有必要为使用刀和叉而放弃她的筷子。她可以在自已的头顶上带一块油布饰品、梳著明亮的辫子，穿著中国女孩古色古香的刺绣短裤跑来跑去」”。

1881年，为了金韵梅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麦嘉缔先生辞去了中国驻日使馆的工作回到美国。金韵梅中学毕业后，麦嘉缔又把她送到美国纽约女子医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使她成了中国近代第一位女大学生、留学生、女医师，后来担任天津北洋妇女医院院长，袁世凯家族的私人医生，麦嘉缔自然成为功不唐捐的【末底改】。他们夫妇的苦心与爱心，永远被人垂念。这段故事也见诸黄遵宪的《续怀人诗》（584）：“无端碌碌随官去，仍然缪缪说教师。黄面瞿夷金指爪，可曾嫁毕女先医？”黄氏自注云：“麦嘉缔本美国教师，张副使邀作随员。在宁波时养金氏女习医。近闻纽约考试一等官医文凭。日本归时，已二十五岁，夷服夷语，言他日当为觅嫁黄种人云。”1892年作。

贡献

麦嘉缔在华宣教期间，不仅在医疗和文字宣教上做出重大贡献，还在中美外交事务上多有建树。1844-1861年，他在宁波曾担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在任期间主要是处理一些与美国公民有关的小案件。1862-1865年在烟台从事宣教和医疗工作期间，担任过一年左右的美国驻烟台领事，并处理了梅礼士教案。1872-1877年在上海先后担任过美国总领事馆翻译官和美国驻上海副总领事。

此外，从1872至1890年的近20年间，麦嘉缔还参与了中日之间从外交到战争的全过程，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早在1872年，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翻译官的麦嘉缔就跟随中国特使陈福勛赴日，成功解救了秘鲁船只“玛也西号”上中国苦力二百余人。然后短暂留日任教数年，于1877年被清政府聘为首届驻日使团洋员，担任翻译官和顾问。并在1879年，参与调停中日琉球争端，向美国总统格兰特提出“二分琉球”方案。

晚年

晚年的麦嘉缔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从事教育和宣教事业，却从未完全断开与中国宣教的联系。他在1877-1880年一直担任中国驻日使馆的洋员和翻译官；1882年曾经向夏威夷檀香山的华人传教。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还在东京和广岛等地向清军俘虏传教。直到1900年因为健康原因回到美国，同年7月，麦嘉缔病逝于旧金山，歇了他一生佳美的宣教脚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