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士与中国1-Yan

注：本笔记摘抄自杨东川牧师讲课内容

一 楔子

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蒙兀儿帝国、大清王朝等盛极一时的亚洲帝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就开始衰落了。相反的，当时的欧洲在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之后，都在进行工业革命。整个欧洲因发现了机械的力量而获得了新生，资本主义极为发达。他们所产生的货品，比那些还靠著古老的手工艺的任何一个国家所出产的，都要来得便宜；因为工资便宜，物美价廉，薄利多销，雇主遂倾全力大量生产，以致这些机器的产品，供过于求，远超过欧洲人口的需要；如此一来，为了寻找原料与商品的市场，不得不向外寻找发展，故此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走向征服世界的道路上。

哥伦布时代的商业革命，开辟了通商的航线，并为工业革命作了开路先锋。探险者重新发现古老的地方，打开新的港口，把西方的思想和新奇的产品，带进素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国家。早在十六世纪，颇富冒险精神的葡萄牙人即在印度建立了他们的根据地，控制了麻六甲，绕过马来亚半岛，就在马丁路德改教那一年（1517）浩浩蕩蕩地开进了广州。起初他们在地方上遭遇抵制，但由于他们曾帮助中国政府抵挡外来的海盗有功，遂于1557年获得明世宗的同意，让他们自由定居在澳门，自求多福。不料他们食髓知味，竟在澳门建立了庞大的鸦片工厂，最先教唆中国人吸食鸦片，到了十八世纪，开始从印度输入鸦片，其时已达「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两厢情愿的态势。等到英国统治了印度以后，也把鸦片运到中国，昂价兜销，争取暴利。当时的湖广总督林则徐有鉴于此说得尤为剀切：「烟不禁绝，国度日贫，百姓日弱，数十年后，不惟饷无可筹，并且兵无可用」。道光皇帝览奏动容，于是下令全面禁烟，召林则徐入京，面授方略，给钦差大臣关防，令赴广东查办。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唯一的通商口岸是广州，但却限制重重，诸多不方便。外国商人只有经过东印度公司以澳门为据点，才能进入广州，且只能住在商馆之内，不得随意进出。况东印度公司唯恐宣教士影响商业利益，一向不愿节外生枝，反对宣教士前来搅和，如此，宣教士想要名正言顺进入中国宣教，可谓难上加难。尤有进者，当时的澳门已为宗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捷足先登，对基督新教传教士一律禁止拒绝。

广东向有十三家洋行，贩运外洋货物，林则徐下令所有外国鸦片商人，交出全部鸦片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在虎门海岸，一把火烧个精光。英领事义律退到香港，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了起来。英国人从海岸轰击沿海各城市，仗著船坚炮利攻陷镇江之后，进逼南京。满清政府不得已与之签订南京条约。其要点为：割让香港，减低关税为百分之五，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加上领事裁判权。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法国，见猎心喜，也要求享受治外法权的待遇。这场战争促使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走上崩溃的道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带来了接二连三的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割地赔款，使得这只久睡不醒的东方狮子，遍体鳞伤，几濒万劫不复之境。奉行「大使命」的天国大使像一个宿酒未醒的醉汉，骤然发现自己处于一场熊熊烈火中，一觉醒来，一方面要救人，一方面又要自救，左支右绌，进退失据，陷自己于两难之中。英国人马礼逊一干人就在这种氛围里远渡重洋来到了神州大陆。

二 克绍箕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年4月17日-1843年8月29日）

父子情深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英国传教士、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传教士马礼逊之子，一般又称小马礼逊。他热心传教事业，遵其父遗命修改《圣经》汉译本，后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及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等合作，完成《圣经》新译本。著有《英华行名录》、《对华商务指南》。马儒翰是马礼逊的次子，1814年四月17日出生于澳门，第二年一月21日和母亲以及姐姐启程回英国。1820年八月23日又同她们一起返回澳门，但是不到两年，母亲不幸逝世，他被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马儒翰最初是在位于曼彻斯特的克卢尼牧师（Rev. J. Clunie）的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后来又到伦敦附近的磨坊山文法学校（Mill Hill Grammar School）就读，继续深造。他的父亲马礼逊在英国述职两年之后，于1826年五月1日启程回中国时将他带在身边，从那时起，马儒翰就全神贯注在汉语的学习上了。在澳门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很短的时间后，他被送到麻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两年后，他又在广州与父亲重聚，并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继续学习汉语及其他科目。由于中文能力出类拔萃，儒翰才十八岁就应聘担任美国外交使团的翻译员，前往中南半岛与安南、暹罗等国谈判。马礼逊起初对儿子接受此一职务虽不表赞同，但由于爱子心切，特地写了五条「行事守则」给儿子参考，提醒他在与人相处、翻译文件各方面应该注意的事项。其中第一条就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要用心祈祷上帝的帮助。」在信末，马礼逊还叮嘱即将投入社会工作的儿子：「每日当在圣经上留下好记录。每天当谨慎自省，不要等待明天。」这应该也是他自己多年来在中国带职宣教的深刻体验。

　　马礼逊父子情深，而儒翰的表现已经证明他在许多方面，不但能克绍箕裘，而且更是青出于蓝。因此当1834年马礼逊突染重病而弥留病榻之际，有儒翰日夜随侍在侧，心中一定得到很大的安慰。马礼逊去世之年，马儒翰年20岁，即获英国商务监督委任为其父亲的接班人，担任英国驻华商馆监督处（Superintendents of British Trade in China）的汉务参赞和翻译官，相当驻华副使，而且亦是香港第一任华文秘书，甚得当局重用。事实上，马儒翰在鸦片战争（1839~42）之后谈判、签约的过程中，谨言慎行，令其上司非常满意，他折冲于樽俎之间， 在在证明他是最令清廷对手们敬畏的角色。

马儒翰虽年轻，却因为是马礼逊的儿子，基于父亲谆谆的教诲及对传教工作的热诚和兴趣，在宣教方面也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继续帮助伦敦差会在广州的教会工作，援助中国信徒脱离受逼迫的困境。他曾将几名派圣经日课的中国基督徒，即梁发的同工和亲戚，经过一番折腾和努力，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不得不联同裨治文讬人向知府说情打点，花了八百元大银的赎金。可惜就在这个外交与宣教都面临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先后夺走双亲的病魔，也突然将儒翰击倒，于 1843年八月29日猝逝于香港，后来迁葬到澳门贾梅士公园隔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坟场，和他父亲玛礼逊、母亲玛丽、及出生后不久便夭折的哥哥占士葬在一起，年仅29岁，令人感其壮志未酬，无限惋惜。

外交重任

在1839年三月至1842年八月那段英国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和困难时期里，马儒翰一直担任著为英国服务的重要职责，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中英交涉频繁，此时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翻译，他实际上已成为英方的首席翻译。不仅如此，鸦片战争期间，他随同英军直接参加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为英军搜集、翻译情报。 1840年九月，马儒翰随英国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 1784-1863）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 1801-1875）到大沽口与直隷总督琦善谈判：让清政府惩处林则徐，另派大员到广州听取英国商人的冤情。1841年一月，他又陪同义律参加中英关于《穿鼻条约》谈判：割让香港，补偿英国商人鸦片价款六百万两，承认中英两国地位平等。

1842年八月，随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与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进行谈判，为英方出谋划策。  因他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不明就里的耆英等中方代表均误以马儒翰为英方谈判首席代表。但他的确在整个中英战争期间担任璞鼎查爵士与中国当局谈判的首席译员，还担任与中国人一起草拟奠定的中英和约的英方首席代表。他在谈判中精明干练，在谈判技巧上折中调和，既小心维护英国的尊严，也公正地对待中国，他以永不懈怠的热情专心致志于两国之间的和平，不眠不休，夙夜匪懈，尽上外交官应有的责任。

《南京条约》签订后，山东巡抚梁宝常在奏摺中说：“英夷领事之人，惟（小）马礼逊、罗伯聃二名盘踞最久，情形俱极狡谲，今俱天夺其魄，接踵而亡」；不过，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可能正是基于马儒翰在鸦片战争中的一系列动作，以及为英国侵略者马前卒之故，鸦片战争后他当仁不让地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港督府秘书。正当他意气风发，磨刀霍霍，准备在未来的政坛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可惜天不假年，含恨而终。

修订《圣经》中文译本

除外交活动外，马儒翰始终不忘初心，在宣教方面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居于领导群伦的地位」：

前述马礼逊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后，马礼逊就有意进行修订，但因忙于其他事务直至去世未能如愿。1835年，由马儒翰主持，联合伦敦传教士麦都思、郭实腊及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马礼逊《圣经》中文译本进行重新翻译修订。《新约》由麦都思负责，1836年修订完成，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书名在巴达维亚以石版印行，成为以后十余年间中国基督新教教会主要的《圣经》译本。《旧约》主要由郭实腊负责，1838年修订完成，同年在新加坡出版。

1839年郭实猎再度修订麦都思1837年出版的《新遗诏书》，题名《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在新加坡出版。这个译本被称为《郭实猎译本》，后来为太平天国军队改采用，在定都天京后印发，每册封面印有太平天国徽号和太平天国年历。洪秀全还将其中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作为应试员生之参考书。

        印刷出版活动

马礼逊是在华引进西方现代石印技术的第一人。马礼逊在华的石印活动，主要由马儒翰会同中国印工进行。而中国印工在协助石印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石印技术，现知最早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屈亚昂，是从马儒翰学得石印技术的。石印术对中国出版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石印术的大规模使用使中国出版界真正进入了近代」，这里面也渗透了马礼逊、马儒翰父子的首倡之功。

此外，在马礼逊的鼓励下，1833年马儒翰开始铸造中文铅字，尽管因各种原因不到一年就被迫停顿，但就像他率先在中国尝试石印一般，马儒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应用印刷技术与活字印刷——铸造活字的第一人，在印刷史上确立他应有的地位。

名山事业

马儒翰虽然只有一两部著作出版，但是这些著作对于在华经商团体来说非常重要。下列的书出自他的笔下：

1.《中国饰物》，中国人随身佩戴、或悬挂在屋中、以及使用的护身符、避邪物和幸运饰物的说明。4开本，共6页，伦敦，1833年版。该文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第3卷第二部分里，但是也有一些单行本出版。

2．《英华通书参考手册》（Companion of 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12开本，1832年版。

3.《中国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共116页，广州，1834年版。作者去世后，该书经过几次再版，书的内容全部重新修订过。

马儒翰还翻译、撰写了大量单篇文章，发表在当时广州、澳门等地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上，像《中国丛报》、《广州杂录》(The Canton Miscellany)、《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新闻》(The Canton Press)以及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

当然，马儒翰的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中国丛报》上。据统计，从1832年五月《中国丛报》创刊，到1843年马儒翰去世的十二年间，马儒翰发表在《中国丛报》上的文章达84篇之多，发表的篇数仅次于主编裨治文和卫三畏。无怪马儒翰感叹，自己为《中国丛报》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两种杂志写稿，甚至比两刊主编裨治文和郭实腊还尽心尽力。这些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中国地理、政治、语言、中外关系、商业贸易等，为西方全面瞭解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

另外，马儒翰对香港英文报刊的发展也有首倡之功。1841年五月1日，马儒翰就在香港创办《香港钞报》(Hong-Kong Gazette)；1842年3月17日，又创办英文报纸《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同年三月24日，《中国之友》併入《香港钞报》，易名为《中国之友与香港报》(Friend of China and Hong-Kng Gazette)。在英华书院的西人毕业生中，熟稔中文、并在晚清中英外交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写下浓墨一笔者，当推英国人马儒翰。当然，他利用精通中文之便，襄助英国侵略者与满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许多权益，这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一种沉重灾难，故也难逃历史家的口诛笔伐

三 文化桥樑—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年4月22日－1861年1月10日）

裨治文，又名高理文，原名以利亚·寇尔曼·布里基曼（Elijah Coleman Bridgman），美部会传教士，响应基督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

生平

裨治文在1801年四月2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26年在阿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毕业后即进入美部会的安多福神学院（Andover Seminary）受造就，毕业后即被按立为该会的牧师。1830年2月25日，他与「水手团契」的雅裨理（David Abeel, 1804-46)受到商人奥利分（David W. C. Olyphant）的资助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不可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马礼逊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风俗，丰富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奠定了美国汉学的根基。并利用其所长参与1844年《望厦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的工作。在华最著名作品为介绍美国的《大美联邦志略》。

裨治文是最早关注中国鸦片贸易问题的西方传教士之一，对鸦片的流弊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832年3月，他在《传教士先驱》发表文章抨击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将鸦片描述为：「折磨中国社会最大的罪恶之源」，并对中国毒品严重氾滥进行了深度叙述。这是美国传教士首次公开地在西方杂志上评论在华鸦片贸易问题，也是第一次使美国公众震惊地瞭解西方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走私活动。

主持笔政

1832年五月，在马礼逊倡议之下裨治文著手办起了一份英文刊物，名曰《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ary），主要发行地点是广州。 《中国丛报》记录了在鸦片战争期间20年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是英法等国制订对华政策主要的参考资料之一，极具历史价值。一度曾搬到澳门及香港，1845年再移回广州。除了创办者裨治文之外，1833年美部会另一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开始在广州负责处理《中国丛报》的刊行事项。1834年十一月29日，广州外侨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称「中国益智会」，推举英商马地臣为会长，美商奥利分为司库，裨治文、郭实腊、马儒翰任中英文秘书，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和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该会一连举行了四届年会，可惜风声大，雨点小，勉强出了几期《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并且再版了一本已经问世的《伊索寓言》节译本，其余只有裨氏译出的《大美联邦志略》来充场面。后来魏源撰《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畲撰《瀛寰志略》皆脱胎于此。

1835年一月，即马礼逊逝世后半年，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以及一些在广州的欧、美商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筹备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拟章则等事宜，裨治文担任该临时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书记。裨氏为执行任务，特向英美两国有关方面呼吁派遣教师来华，经费由该会负担，遂有耶鲁大学校友鲍留云（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夫妇于1839年响应来华，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1848年返美述职的时候随行携带了三名中国高材生赴美深造，他们就是容闳、黄胜和黄宽，后来分别成为政治改革家、教会文字工作者和第一代中国西医师。

当1838年美部会医生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邀约其他西国医生组成中华医药传教会时，裨治文便担任了该会的副主席。可见裨治文除了传教的正务之外还参与了出版、教育、和医药三方面的活动，真是能者无所不能。这也反映了早期宣教事业的开展与这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裨治文交游广阔，人脉丰富，所以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特邀他去虎门躬逢其盛，观看销毁烟土的现场，充当历史的证人。当1840年三月英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到中国的时候，在华宣教士几乎都直接介入了这场战役，裨治文当然也不能独善其身，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

参与订约

从鸦片战争一开始，一直到签订南京条约，裨治文和马儒翰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在战争进行中，裨治文担任了美国派来支援的海军司令加尼（Commodore Lawrence Kearny, 1789-1868）的翻译和助手，在中英条约一签订之时，就建议加尼向清廷索取给美国最惠国待遇。到1844年二月美国政府派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率军舰抵华时，裨治文和伯驾都成为使节团的秘书，还兼任使节团的牧师。在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增加了准许美国人在通商口岸传教，美国兵可以到中国沿海港口「巡查贸易」等条款，条约签定之后，顾盛写给国会的报告书中肯定了他们两位的服务价值：「若非不可缺少也该是最重要的」。

1856年，法国藉口马赖（A. Chapdelaine)神甫在广西林县被杀一事，联合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了大沽口炮台，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自由进入内地宣教，不用说，裨治文这位谈判的高手又成了此时不可或缺的居间人物，因利乘便，为母国传教士同仁的福音工场争取了更多撒种的空间。

翻译圣经

早期裨治文来华之前从差会得到的训令主要是学习中文，以便编译布道书刊手册，尤其是翻译圣经，似乎著重于借助文化活动来传教。鸦片战争结束后，传教士加快了翻译圣经的步伐，将战前已有的重印圣经委员会扩大组织，于1843年八月22日至九月4日，在香港举行传教士联合大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这可说来华教士第一次国际会议，更是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联合会议。大会主题是中文圣经的重译，建议成立一委员会。会议期间出席代表对于“Baptism”、“God”和“Spirit”各有不同的表达。其后有关“Baptism” 一词，委出两派不同意见的教士作出和谐商议；而对于“God”和“Spirit”一词将由总委员会决定。时至1847年各差会代表云集上海，决议进行重译中文圣经，称之为《委办本》（Delegates Version）。而美国差会教士不同意圣经译词及意译圣经，故退出委办会，裨治文联同克陛存牧师（Rev. Michael Simpson Culbertson, 1819-1862）、文惠廉主教（Bishop William Jones Boone, 1811-1864）重译，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一般认为，这个译本比以前的其他译本译笔忠实，切近原文。终于1859年出版《新约全书》，1862年出版《旧约全书》，统称为裨治文文理译本（Bridgman Version）。以下抄录两例，可见一斑：

《创世纪》第一章 1-3节开宗明义：元始时、神创造天地、地乃虚旷、渊面晦冥、神之灵覆育于水面。神曰、宜有光、即有光焉。

《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盖神爱世、甚至以其独生之子赐之、俾凡信之者、免沉沦而得永生。

1841年，裨治文用英文写就《广东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在澳门问世。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文艺、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这部巨著面世当年，美国纽约大学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特授予他荣誉道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等他回中国之后在1854年五月，曾随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 Mclane, 1815-1898）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企图纠正洪秀全的宗教错误，而且有望为他们打开进入太平天国世界的方便之门。不料事与愿违，在南京访问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答覆为「准年年来贡」，遂对太平天国没有好感，建议美国政府支持清政府。他们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加入了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等一干传教士反洪秀全的行列，注定了太平天国功败垂成的厄运。

裨治文晚年曾在上海创办学术团体──上海文理学会，向欧美介绍研究汉学的学术成果。1850年在上海期间，并在翻译圣经之余，他和妻子（在老西门外）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后来裨治文1861年在上海染疾逝世，终年六十岁，其夫人为了纪念他，又在北京创办了教会学校──贝满女学。该校在1881年迁上海，与原来的女塾合併为著名的裨文女中。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的令堂倪桂珍女士即毕业于此，她原是红顶商人盛宣怀的「养娘」（家庭教师）出身，后嫁宣教士宋耀如，父亲倪韫山是牧师，母亲徐氏，为徐光启的后代，可谓家学渊源，一门皆为清一色的基督信徒。

从粤语的译音来看，裨治文人如其名，注重「治文」；另从英文本色的意义来看，他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Bridge-Man)，中西合璧，不愧其家谱传世的意涵。